从“萧红热”说到《黄金时代》
侯德云
我是前不久才知道，社会上有个“萧红热”。仔细探究，其热度吓我一跳，说是“高烧”，似乎也不过分。
对萧红的评论和研究，源头自然是萧红在世的时候，比如鲁迅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胡风所作的读后记。言者寥寥，只能说是星星之火。之后，从萧红1942年病逝到1957年归葬广州，这期间，有骆宾基的一本《萧红小传》，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纪念文章和评论，算是热闹一阵，但离“热”，还有很远的距离。再之后是二十多年的沉寂。
严格说来，“萧红热”，是由美国学者撩拨起来的。两位，一位叫夏志清，另一位叫葛浩文，都是美国的“著名汉学家”。
夏志清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在耶鲁大学出版，1978年有了中译本。这部著作，把沉寂已久的作家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都“发掘”出来，很快风靡大陆。夏志清对张爱玲很大方，给了她四十二页的篇幅，但对萧红，只写了一句话：“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同样是女作家，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好在，夏志清写《中译本序》，对萧红稍稍用力抬举了一下，说对《生死场》《呼兰河传》未加评论，是自己的疏忽，并对这疏忽“大表后悔”，还说：“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作为博士论文，葛浩文于1976年写成《萧红传》，于1979年在香港出版，于1985年在大陆出版，为萧红从冷到热，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局面为之大变。1991年，哈尔滨出版社为纪念萧红诞辰八十周年，出版《萧红全集》。同年，一本研究专著《萧红现象》出版。1993年9月，“萧红文化节”和“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在萧红的故乡黑龙江呼兰县同时举办，一个规模盛大，一个阵容可观，一下子把“萧红热”烧到烫手的程度。
此后萧红研究一直保持相当的热度。各种版本的萧红传记，一直在出版，2010年前后，出版的数量更多。我读过的，有十多部，绝大部分是这个时间段的出版物。尤其是，2011年3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三大卷《萧红研究七十年》，字数高达二百万，对比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资料选》，以字数论，前者接近后者二倍。从这个小角度来看，萧红的“哀荣”已经远远超过鲁迅。
此外，娱乐界也看中了萧红。关于萧红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2013年3月全国公映的宋佳版《萧红》；另一部是2014年10月全国公映的汤唯版《黄金时代》。
我想着重说说这两部电影。
宋佳版《萧红》，对萧红的生平和写作，也就是对史实，持有粗暴的态度。至少有两个细节，纯属臆造。萧红生了个女孩，送人，萧军遇见，追出去，对抱养孩子的妇女说，记住，等孩子长大，告诉她，她母亲是一个“美丽的作家”。怕那妇女听不见，大概主要是怕观众听不见，萧军还重复一句“美丽的作家”。呵呵，“美丽的作家”，那时候萧红还没有开始写作，怎么就成了“作家”？这句台词，应了前些年文坛上的一句调侃，“美女不写就是作家，一写就是著名作家”。后来萧红写了，果然成为“著名作家”。另一个细节是，萧军萧红吃不饱穿不暖，最倒霉的时候，萧红说，“三郎，不要给满洲国做事”。萧军回答，“你放心，我饿死也不会给满洲国做事”。两个人的道德形象，顿时高大起来。查遍所有萧红研究资料，以及萧红本人自述，都找不到这段对话的出处。
此外还有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严重失当。对萧军，尽管表现了他不合时宜的恋情，不过看起来，还是一条有情有意的好汉。而对端木蕻良，大不客气，直接套用萧红早期对他的评价，努力塑造“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形象。最扯淡的是萧红，一天到晚在那里做“美丽的作家”状。
有论者称，宋佳版《萧红》对萧红进行了“妖魔化”。我不这样看。我觉得是进行了肤浅的“美化”，还没到“神化”程度。对端木，则是不折不扣的“妖魔化”。
汤唯版《黄金时代》，公映前的造势，对拍摄方来说，是竭尽全力。这造势有效，让我这个对电影不感兴趣的人，心里老是惦记，盼着公映的那一天。还做了大量案头准备，几个月时间，阅读围绕萧红，浏览了超过五百万字的文章，弄得自己疲惫不堪。在这个前提下，还到网上搜索宋佳版《萧红》来看。头天晚上看《萧红》，第二天中午看《黄金时代》。集中看，印象深刻，对比强烈。
看《黄金时代》，感觉跟此前的造势宣传，是两码事。造势的时候，导演出来说话，说“为什么感觉民国时代那么好……那个时代比较自由，生活和创作也很自由，有一种高度的文明”云云。我对这话，大大不以为然，借学者李零的话说，“民国时期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有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
把一部呈现萧红人生与爱情履历的电影，叫成《黄金时代》，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它的来路在萧红写给萧军的一封信里。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信中写：
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这段话，明显是发牢骚，跟导演的解读完全不搭界。导演说萧红“在心情最为痛苦的时刻，居然能看出自己在一个黄金时代，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够看出自己当时很幸福，看出时代的好，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洞见力”。奇怪，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这话萧红本人能认同么？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黄金时代》是一部成功的映像版萧红传记。虽然对某些史实进行了简化处理，但都是旁枝末节，可以接受。跟多数萧红传记相比，它更真实，对历史人物，也没有采取随意褒贬的态度。特别是汤唯扮演的萧红，跟历史人物贴得很紧，不刻意，不做作。这个银幕形象，大体可以信赖。先天的不足是，汤唯比真实的萧红漂亮得多。普遍的社会心理，漂亮女人的乖张，容易得到男人谅解。由于男性心理作怪，《黄金时代》呈现的萧红，在我眼里，也就不那么令人生厌，甚至还有些可爱。这跟我阅读某些萧红传记的感觉有所不同。
《黄金时代》让我感慨的地方，有四点。一是，萧军萧红首次见面的第二天就幽会，就发生“灵与肉的碰撞”（萧军语）。很多萧红传记都回避了这个情节，这部电影没有回避，而是正面展示。二是，没把萧红的父亲塑造成迫害者的形象，而是通过旁白，挑明萧红的任性举动，给全家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三是，对端木，不像宋佳版《萧红》那样“妖魔化”，归还了一个历史人物应有的尊严。四是，借鲁迅的口，批评萧红，“你的牢骚太多了”。这是虚构的一笔，但很贴切。真实生活中，鲁迅从来不打听不介入萧红的私生活，萧红再任性，也未必有胆量向病中的鲁迅大发牢骚。
百密一疏，漏洞也有。这里只说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萧军萧红第一次见鲁迅，鲁迅把他们介绍给许广平，说二位是“萧军萧红先生”。错了。不久，鲁迅请饭，把他们介绍给茅盾、叶紫、聂绀弩等人，再次介绍说是“萧军萧红先生”。又错了。真实的情况，见面，是1934年11月30日；请饭，是同年12月19日。无论见面还是请饭，在鲁迅眼里，萧红都不是“萧红”，而是“悄吟”。“萧红”这名字，直到1935年12月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生死场》的时候，才第一次使用，时隔一年有余，鲁迅怎么可能先知？小漏洞是，萧军萧红到一个小饭店吃饭，几个小菜，一盘猪头肉，一碗肉丸子汤，还喝了一壶酒。戏拍得非常好，很让人动情，我这个常年吃素的人，都萌生了吃猪头肉喝酒的冲动。可惜，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忘了”还有八个大馒头。这在萧红散文《家庭教师》中，写得清清楚楚。有了“八个大馒头”，对观众的震撼力不一样。观众会从内心感慨，瞅瞅他们，吃那么多，饿到什么程度啊。
《黄金时代》的基调，有点沉闷，有点压抑，这也符合萧红的人生境况。不过，三个小时的放映时间，像我这样对剧情和剧中人物非常熟悉的观众，都滑到承受的极限，对不了解这些的观众，那种“不能承受之轻”，可想而知。这也就不难理解，公映前，为什么要长时间、大张旗鼓进行造势宣传。毕竟，对电影人来说，票房是天大的事。可惜事与愿违，听说票房惨淡。惨淡原因，可能性之一，是热衷于电影的年轻群体，对萧红所知甚少。我跟正在读大学的女儿通电话，谈到萧红。女儿说，谁呀？不知道。我说萧军你知不知道？她说知道，不是我舅妈吗？呵呵，哪跟哪儿呀。你说这孩子，怎么会关注《黄金时代》。
但我还是相信，《黄金时代》是“萧红热”的一把柴禾，这团篝火，大概还会燃烧一阵子。
辽宁省瓦房店市文联116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