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舆论战略
侯德云
2014年元旦，日本华文媒体《新华侨报》发表《从一个甲午到另一个甲午的“危机”》，文章对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持续了两年的纷争和摩擦，表示担忧。文章声称，新的甲午年中日似乎又站到了战争的边缘。
对中日在21世纪发生战争的担忧，是一个普遍现象。国内外媒体，在整个2013年度，已经多次发表类似言论。
《新华侨报》的文章刚刚发表一个星期，国内媒体《环球时报》发表《打赢同日本的“舆论甲午战争”》，对日本外务省计划邀请一百多名驻华记者访日，向他们宣传日本与中韩领土争议立场一事，反应敏感，说“中日舆论战看来面临全面升级”。文章分析了日本在这次舆论战中的目的，指出“日本会千方百计把中日冲突描绘成它同一个威胁世界的集权大国之间的斗争，从而唤醒西方主流舆论对它的同情，让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情结主导西方舆论界对中日冲突的态度”。文章提醒国内同行，要讲大是大非，不作枝杈之争，“紧紧咬住”安培参拜靖国神社和他的历史观不放，抓住日本与德国对二战态度的巨大区别不放，从而打赢这场“舆论甲午战争”。应该说，这篇文章的战略视野比较开阔，提出的问题，也切中要害。
说起来，这次中日间的舆论战，从2012年4月，日本提出“购买”钓鱼岛的那一刻就打响了，几经舌剑唇枪的较量，至今越发激烈。我们可以预言，以后还会更加激烈。至于何时偃旗息鼓，眼下很难估计。
《环球时报》的文章说，在这场舆论战中，日本会以其丰富的舆论资源和技术优势，同欧美社会进行沟通，争取更多好感。还说，“日本做这些事的手段多、也更灵活。它的舆论引导能力、制造热点能力都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这段话让我想到一百二十年前，甲午战争中的舆论战，日本就是以多种灵活的手段，以丰富的舆论资源同欧美社会进行沟通，成功地将大清帝国妖魔化，把那场战争渲染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从而赢得全世界的普遍好感。而大清帝国，在舆论战场上，时时处处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比军事战场败得更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铭记这一惨痛教训。
当年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已经认识到舆论战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利用媒体攻势取得国际舆论的支持，等于拿下战争一半的胜利。而大清国的栋梁之才李鸿章，对此毫无认知，等于先把一半的胜利，拱手让给日本。
日本的舆论战略，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宣战书，二是外交战略，三是媒体战略。
先说宣战书。
日本对大清的宣战书，前后经过六次重大修改，字斟句酌，其中第三、四、五稿，都包含对朝鲜宣战内容，鉴于朝鲜政府同意日本要求，将日军进攻朝鲜王宫一事，解释为两国士兵间的摩擦，是偶然事件，才在第六稿删去对朝鲜宣战内容。现在史学家公认说两国是同日宣战，这与事实略有出入。真实的情况是，
明治天皇的宣战书说：“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国，以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辞拒绝。”等于说日本师出有名，为的是推动朝鲜独立，维护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清国染指，这也是为东亚和平尽力尽责。
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两份宣战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日本的宣战书，更胜一筹，占领了道义高地。这样说不算错，只是过于笼统。我的看法是，日本提出朝鲜独立问题，挠到了西方各国的痒痒肉，让它们感觉很舒服。大清这边，从李鸿章到总理衙门，再到光绪帝，都在意淫，以为西方各国默许大清跟朝鲜的藩属关系。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跳着脚反对，美国也给大清施加压力，提出让朝鲜独立，其它各国跟朝鲜签约时，对藩属关系不置一词，实质上存有腹诽。何况那时候，大清跟越南的藩属关系，因中法战争之败，已经土崩瓦解。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呼吁，自然更能唤起西方的共鸣。
再说外交战略。
在舆论战方面，大清谈不上有外交战略，还是一如既往，就事论事，给各国公使发个照会之类。可笑的是，当时大清驻各国的外交官，绝大多数不懂外语，英语法语德语，管你什么语，咱不会说，更听不懂，爱咋地咋地。更可笑的是，大清驻美国公使杨儒，把精力都用在美国国务卿葛礼山的老婆孩子身上，经常“亲密接触”，送点小礼品啥的，利用“枕边风”进行外交，化公为私。
日本则完全相反，奉行积极外交策略，驻各国外交官，都精通所在国语言，有些口语较差，但可以运用当地语言写作，达到报刊发表水平。其中两位外交官更是表现出色。一个是驻英国和德国公使青木周藏，另一个是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青木战前担任外相，战争爆发后，“下放”到欧洲。他的主要任务，是把欧洲舆论控制在有利于日本的范围内。青木在化解高升号外交危机上，有过出色表现。栗野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英语不在话下，外交手段也非常健朗。他的做法跟大清驻美国公使杨儒形成鲜明对比。为达到本国外交目的，栗野天天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办公室拜访，畅谈国际事务，从“公谊”入手，表达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把葛礼山对大清的好感，削掉了很多。此外，他还经常组织外交人员和学者，为美国报刊撰稿，阐释日本所作所为的“合法性”以及大清对东亚和平的威胁等等。（据雪珥先生吐槽，他翻遍甲午战争期间《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所有大报，没看到一篇大清官方或个人发表的文章。）青木和栗野更突出的贡献，是联手促成日本政府和军方允许外国武官随军观战，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采访，此举让战争期间日本的形象得到彰显。而大清不仅拒绝西方媒体随军采访请求，作战中，清军还把两个迷路的西方记者砍了头，闹出不少丑闻。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媒体战略。
在军事上，日本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的
《清日战争》说中日甲午之战，“是在国际社会的注目和监督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带有浓厚的新闻色彩，透明度较高”。还说“媒体的近代化，推进了战争的明朗化，引导国际社会知晓和理解战争”。这个分析是中肯的。这个现象的出现，完全是源自日本对媒体的高度重视。而日本运用、利用媒体的柔软手段，更是为日本的形象锦上添花。
当时，大清的主要媒体，影响比较大的，有《申江新报》（也称为《申报》）《万国公报》《字林沪报》《上海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等，不超过十家，还都是外资创办。由于清政府对媒体的种种限制，不能派记者随军采访等等原因，媒体根本拿不到第一手材料，只能转载外国报纸的报道，做外国报纸的传声筒，再就是把小道消息或者前线故意的虚报，当作事实大肆宣扬，频频搞笑。当时日本国内的媒体，有《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读卖新闻》《中央新闻》等六十六家之多，派遣一百一十四名记者、十一名画师、四名摄影师随军采访。批准外国媒体《纽约世界》《伦敦时报》《黑白画报》等大报记者十七人随军采访。除了媒体，军方也派出自己的摄影师队伍，组成写真班，战后出版《日清战争写真贴》三大册。这些照片现在有好多出现在网络上，对了解甲午战争以及晚清社会，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雪珥在《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中介绍，当时的日本媒体，引进了西方观念和运作方式，被称作是“第四种权力”，相对独立，不受政府任意干涉。相反，媒体对政府行为，有时能形成巨大制衡，可以批评政府的某些做法“因循误事”。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国民新闻》竟然扬言，要是政府向清国屈服，“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地反动，而且也将使国民的舆论沸腾起来”。就是这样的独立媒体，战争期间，却能主动配合政府，美化战争，美化日军，有效地凝聚了日本的民心士气，显得特别“主旋律”。
有意思的是，大清的新闻媒体，尽管是外资创办，在战争期间，也是特别“主旋律”，自觉过滤素材，对大清不利的事情咱不报，对大清有利的事情咱使劲报，有时用力过猛，对日本极尽讽刺挖苦。比如，北洋舰队旧舰操江号被日军俘获后再利用，《申报》《字林沪报》等先后发文，说什么日本把“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的破船当宝贝，还为这等小事奉告祖先，是“言词夸诞欺及先人”云云。这等讽刺挖苦，今日读来，心中别有滋味。
李鸿章在战后出访美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办有报纸，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这是实情。不过，李鸿章不提清政府对报纸的严加管制，只把棍子打到报纸的屁股上，也着实有点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