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爱情与命运
侯德云
萧红的命运走向，裹挟在她的爱情走向之中，两者很难撕扯得开。在短短一生中，她前后跟五个男人有过情感交集。我是指在精神的层面上。当然有些人，同时也包含身体层面。交集程度最深的，自然是萧军和端木。但另外的男人，未必就不重要，只是转瞬即逝而已。
让我按时间顺序，一个一个说他们。这里要挑明，萧红早期的情感经历，众口不一，相互矛盾的地方甚多，连人名都不统一。涉及到三个人，汪恩甲，一说叫“汪殿甲”或“王恩甲”；陆哲舜，一说叫“陆振舜”或“陆宗舜”；还有一个李洁吾。这里采信流行的说法来叙述。
读初中时，家里做主，萧红跟汪恩甲订婚。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她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她比较满意，跟汪恩甲情书不断，还给汪织毛衣，还经常约会。汪的父亲死了，她去吊唁，戴“重孝”，汪家很满意，奖二百大洋。不久她在学生运动中，认识陆哲舜，来往密切，生出退婚之念。各种传记，都称陆是她“表哥”。其实不是直系亲属，是出了五服的转折亲。那时候陆已经结婚。萧红初中时期的女同学刘俊民证实，“因为她表哥的关系，她才不喜欢汪……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萧红与陆哲舜的关系，到底亲密到何种程度，比较模糊。相关史料不多，最直接的，是李洁吾的回忆文章《萧红在北京的时候》。李是陆的朋友，跟陆同期在北平读大学，跟陆和萧红，接触频繁，对他们的关系，应该很清楚。但在文章里，有点轻描淡写的故意。尽管如此，也很容易让读者产生“灵与肉”方面的联想。
萧红与陆哲舜的关系里，至少有三个疑点。她到北平后，跟陆同住一个院落，对外以甥舅相称。表兄妹相称，没问题，转折亲也是亲。为什么以甥舅相称？这是第一个疑点。她给李洁吾写信，说陆对她“无礼”，李大骂，陆呜呜哭。后来李悟到了什么，写信给陆，引用古词自省，“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陆对萧红“无礼”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二个疑点。后来，陆受家里胁迫寒假回哈尔滨，萧红说他“商人重利轻别离”。这话出自白居易的诗《琵琶行》，是以妻子的口吻说出来的。她为什么引用这句话指责陆？这是第三个疑点。
多种萧红传记都说，萧红是为了抗婚，才离家出走到北平。从李洁吾的文章分析，这说法太武断。在我看来，关键是追随陆哲舜，其次是读书，再其次才是抗婚。抗婚是手段，不是目的。另外，读高中，哈尔滨也可以，不一定非到北平，对不对？学者郝庆军也认为“逃婚说”不能成立，并对此考证甚详。
有一种说法，把陆和李位置颠倒。说萧红当初是追随李到北平的，有亲密接触，后来被李抛弃。同时提出，李的文章，是晚年时候，萧军的女儿萧耘根据李的谈话录音整理，李在文章中完全撇清自己，可信度大打折扣。这个插曲，证明萧红早期的情感经历，在研究者心中，始终笼罩着一团迷雾。但我对这说法，存有怀疑。证据是，1937年，萧红去北平访友，到李家里拜访，还住了一段时间。如果李抛弃过她，按人之常情，她不会去拜访。
萧红跟汪恩甲的感情纠葛，在萧红一方，我没有看到丝毫被迫的迹象。她受到家庭压力，回到家乡呼兰县。没多久，再次离家出走。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跟她一起回哈尔滨同居。这事，激怒了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找到汪恩甲，大骂，要求解除婚约。萧红一气之下，把汪大澄告上法庭，告他“代弟休妻”。这说明，萧红对这桩婚姻是认可的。
法庭开庭。没想到，汪恩甲出庭作证，是他自己要解除婚约。萧红败诉。半年之后，萧红又一次离家出走，到哈尔滨，跟汪恩甲和好如初，两个人住进东兴顺旅馆。
这些事，发生在1929年到1931年之间，也就是萧红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
萧红和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住了几个月，到1932年5月，欠旅馆食宿费四百多元，另一说为六百多元，旅馆催款，汪说回家取钱，一去再无踪影。汪到底去了哪里？是蓄意抛弃萧红，还是出了意外，不知道。叶君在《萧红图传》中说，这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迷案”。据郝庆军考证，说汪抛弃萧红，也是证据不足。有人声称几十年后，汪恩甲出现，精通好几国外语。此言没有旁证，不足采信。
以上只能算是萧红爱情生活的前奏，等萧军和端木前后登场，大戏才真正开始。这两段感情经历，资料很多，争议很少。为了给读者留下一个清晰印象，我把萧红这两段经历，简要梳理一下，然后再捉几个关键性细节进行分析。
1932年7月9日，萧红向《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写信求救。裴很快带人到旅馆探访，并跟友人商量营救，未果。7月12日，受裴委托，萧军到旅馆探访，跟萧红有一番谈话，爱情就此萌芽。第二天傍晚，萧军又来。这次见面，萧红把自己的命运跟萧军紧密联系在一起。按萧军的说法：“我们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点，什么全有了。在他们那认为是爱之历程上不可缺的隆典——我们全有了，轻快而又敏捷，加倍的做过了，并且他们所不能做，不敢做，所不想的，也全被我们做了……做了……”8月7日，哈尔滨连降多日的大雨，导致松花江决堤，东兴顺旅馆所在区域一片汪洋，街道可以行船。8月9日，萧红乘船离开旅馆，住到裴家。很快，萧军也住进来。8月底，萧红在医院生一女孩。9月下旬回到裴家，几天后与萧军一起搬出，住进欧罗巴旅馆。11月中旬，萧军找到家教工作，住到商市街二十五号。
在欧罗巴旅馆和初到商市街的日子，是萧红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食不果腹，衣不保暖。日子刚刚安定下来，不再为吃穿操心，麻烦来了。有两个女人，跟萧军来往密切，萧红频频吃醋。一个，是萧红的同学，也是萧军学生的姐姐，萧红在散文里称她为“汪林”。另一个，是上海小姑娘，陈涓。后者是读过《跋涉》之后，慕名上门的，萧红在散文里称她为“程女士”。
1934年6月中旬，萧红跟萧军一起去青岛。11月初，离开青岛去上海。这短短几个月，对萧红来说，是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11月底，与鲁迅见面，开启跟鲁迅短暂同时也是永恒的友谊。
1935年，对萧红来说，也是比较平静的一年。 1936年春天，麻烦又来了。陈涓从哈尔滨回到上海，跟萧军产生感情纠葛。萧红大受伤害。在鲁迅病重期间，连续多日到鲁迅家闷坐，让许广平无可奈何。7月，她决定东渡日本，让自己安静一下。7月21日，到达东京。从上船开始，她不断给萧军写信，情绪极不稳定。
1937年1月中旬，萧红回到上海。很快发现她在日本期间，萧军又跟一个叫许粤华的女人搞在一起。这事对她打击甚大。3月，组诗《沙粒》在《文丛》发表，把自己跟萧军之间的情感危机公布于众。4月，与萧军的关系更加恶化，离家出走，到一家私人画院学习绘画，被萧军的朋友找回。4月下旬，到北平访友散心。5月中旬返回上海。8月底，参加一次文学聚会，认识端木，对端木有好感。9月下旬，受抗战形势影响，与萧军一起离开上海到武汉，住在诗人蒋锡金家里。10月下旬，端木应胡风和萧军之邀，来到武汉，也住在蒋锡金家里。这期间，萧红与端木关系密切，与萧军的关系持续紧张。
1938年1月底，萧红与萧军、端木等离开武汉去山西临汾，到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没多久，日军逼近临汾，因去向的分歧，跟萧军产生激烈争吵。后与萧军分别，与端木等一行，去了西安。临别时，跟萧军约定，再见面，愿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愿意，永远分开。3月初，抵达西安，发现自己怀孕，想堕胎未果。4月初，萧军到达西安。刚一见面，萧红就跟萧军提出正式分手，随后公开跟端木的关系。4月下旬，与端木一起去武汉。5月下旬，跟端木在武汉举行婚礼。婚礼前后一段时间，周围朋友对萧红施以“友情封锁”，很少跟她来往。8月上旬，武汉形势危急，端木赴重庆。9月中旬，萧红也到重庆。11月，她生下一个男孩，产后第四天，面色平静告诉白朗，孩子昨天夜里抽风死了，白朗很吃惊。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离开重庆飞往香港，在香港结识青年作家骆宾基。1941年7月，萧红因病住院治疗。11月初出院，茅盾、胡风、巴人等在港作家前来探望，其中包括骆宾基。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同时进攻九龙。很多文化人准备撤离香港。骆宾基向端木和萧红辞行，被端木挽留下来照顾萧红。1942年1月12日，萧红住进养和医院，做喉瘤手术，术后发现是误诊。后辗转多家医院救治，22日上午十点左右离世。至此，爱情落幕，命运也落幕。
不可思议的是，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上旬，在短短四十四天时间里，萧红与骆宾基的情感热度快速上升，甚至达到向骆示爱的程度，同时，她“对端木的抱怨像泉水般汩汩涌出”（骆宾基语）。
在这里我要分析，萧红本人的性格，对她的命运走向，起到了什么样的负面作用，以及起到了多大的负面作用。
1936年到1937年，是萧红和萧军感情最紧张的时段。出走日本，出走北平，都因为感情不协调。这严重的不协调，跟萧红的性格，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有，而且关系不小。
萧红这人，说话速度快，说起来还滔滔不绝，说好听点，叫“健谈”。这是神经质的主要特征之一。柳亚子在《记萧红女士》一文中说：“尝亲以电话邀余语，叠叠不休，余恐损病体，未敢多流连也。”说“恐损病体”，也许是托词，柳亚子大概是受不了她的“叠叠不休”，才赶紧走开。在罗荪的怀念文章《忆萧红》里，也有说辞。在武汉期间，一次饭后，萧红说到重庆后，要开一个“文艺咖啡室”，一本正经地说，一直说到“咳嗽”和“疲倦”。这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女性，生活中并不罕见。民间有一句口语，含贬义，称说话多说话快的人，叫“嘚吧嘚吧”。萧红无疑就是“嘚吧嘚吧”型的女人。这种类型的女人，最擅长跟人吵架。萧红跟朋友舒群，为一个小问题，能吵一晚上，想想看，跟萧军，为别的女人“插足”这样的大事，她会吵多久？张秀珂的文章《回忆我的姐姐——萧红》，里边说得清楚：“她经常跟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吵架，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他是如何有理。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而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不赞成萧红的。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京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瞅瞅，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赞成”她，“不大听她的话”，说明她当时闹到什么程度。这就不难猜测，萧军动手打她，有个什么样的前提。在东北，嘚吧嘚吧的女人挨男人打，比较常见。都是气急眼了才打。没事打老婆玩的男人，不能说绝对没有，肯定少之又少。萧军是个文化人，说他没事打萧红消遣，你信么？倒是萧红，闲着没事，喜欢刺激萧军。她的组诗《春曲》里，有这么一段：“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期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这是故意惹萧军生气，消遣他的坐立不安。萧军后来评价萧红没有“妻性”，这话的后边，显然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苦衷和无奈。
其实萧红与萧军分手的主要原因，不在感情纠葛上，是两个人对待革命的态度不同，同时也是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这是根本性分歧。在临汾，两个人吵吵闹闹，就为这两件事。萧军要投身到革命中去，留下来打游击，写不写文章，无所谓。萧红不同意，说你是作家，不应该做这样的牺牲。萧红对革命不感兴趣，她是被命运裹挟，跟左翼作家群混在一起，对她而言，那是没办法的事。内心深处，革命不革命无所谓，她把写作当成“宗教”。由此，她跟萧军之间的裂缝，无法弥合。萧军晚年说当初跟萧红分手的原因，“是性格不合”，萧红“需要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而萧军“决心走向抗日战场”。这说法，比较可信。
萧红跟端木结合，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喜欢。尽管，萧红在聂绀弩面前说过端木坏话，但骨子里，她喜欢端木。认识之初就喜欢。萧军跟友人谈论萧红的作品，说“她的文章结构太散”。当时在场的人也都纷纷赞同。只有端木表示异议：“太太的文章形散神不散，读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是文坛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这话传到萧红耳朵里，她高兴起来：“端木兄算是一个真朋友，以后待他，更需多加关照。”从此跟端木越走越近，以至于朋友们纷纷劝告，不外乎注意点影响之类。萧红的回答是：“端木是一个顶可爱的人，不同于我认识的人，他是从心底里尊敬着我，并且能大胆赞美我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萧红说：“他认为我的文学成就比萧军高的。”说她比萧军写得好，她得意啊，怎么能舍得跟端木疏远呢？第二，端木也看重写作，跟萧红的兴奋点重合。在萧红看来，端木有能力给她提供“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第三，萧红选择端木，也有“实用主义”的考量。这话说出来不太好听，但实情如此。那时候，端木的写作，受到广泛认可，影响剧增，有论者称，1937年是中国文坛的端木年。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写到一个“C君”与萧红对话，问：“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爱呢？”指的是她跟端木的关系。萧红回答：“因为社会关系都是在男人身上……”
有人提到，“端木和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这话有道理。端木在《我与萧红》中说：“当时，我们要出去散步、吃饭，萧红呢，经常总和我在一起，这也许没什么奇怪，很自然的，但有时她念出这样的诗：‘君知妾有夫，赠我双明珠；感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她常念这诗，我也很奇怪，也没放心上……这种诗谁都可以念，只是她常念给我听。”
萧红与端木的快速结合，让周围朋友很不理解。胡风耿直，当面说，作为朋友，我们为你摆脱精神痛苦感到高兴，“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萧红那时候正爱得发狂，哪能冷静下来。她跟端木初到武汉，没举行婚礼之前，曾经住在日籍友人池田幸子家里。没多久，池田幸子在胡风面前发牢骚：“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说完又气恼地补上一句：“好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
萧红对骆宾基的好感，也有原因。认识骆宾基之初，萧红老是觉得自己老了，不好看，端木不爱看她。可能是话赶话，骆宾基说她“比那些美艳太太还要漂亮”。这话萧红上心了，“我倒是开心，有人认为我是漂亮的。”一位女作家说：“女人的心动总是从赞美开始。”呵呵。萧红心动了，心动导致行动，顺理成章。
这里不能不说的是，萧红对自己的爱情生活不满，跟她蔓延了一生的“祖父情结”有关。在她笔下，祖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这“最好”，无外乎是宠着她，哄着她，由着她的性子来。萧红的任性，什么“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类似的话，我女儿也说过，呵呵），某种程度上，是她祖父溺爱结果。可萧军和端木，都扮演不了“祖父”的角色。萧军脾气不好，人所共知。端木脾气比萧军好得多，但在料理生活方面，据端木夫人钟耀群说，“实在低能，根本不会照顾人”。萧红情绪的失落，跟没有找到爱情中的“祖父”有很大关系。作为对比，萧红对鲁迅的深厚感情，很大程度上，是鲁迅在文学方面和生活的某些细节上，都为她扮演过合格的“祖父”角色。我这样说，有确凿证据：萧红跟李洁吾谈鲁迅，李说鲁迅待她像父亲一样，萧红立即反驳，不，像祖父。
萧红之死，直接原因，是她自己的任性造成的。那个喉瘤手术，端木竭力反对做，理由是肺结核患者动手术，伤口不易愈合，他家里就有这样的病例。可惜，端木说服不了萧红，她执意要做，自己签字。
郝庆军说：“萧红的不幸固然是社会造成的，但她自己，她的性格中的不和谐因素，她的心理层面中存在的某些不健康是否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对此，月下女士在《此生注定爱就是痛：萧红别传》中的回答是：“她的这种任性、倔强也是导致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我倾向于这个答案，不过还要稍微更正一下：是萧红的任性和神经质，决定了她的爱情与命运走向，其它，是次要因素。
